合同性质争议

主播与平台签订的合同常常引起争议。主播们常常说这是劳动合同，因此他们认为应该享有劳动法规定的权益。比如唐某与HD公司的纠纷，唐某按照公司要求进行直播并得到了报酬，他坚信自己与公司是劳动关系。但平台通常不认同这种观点，因为如果不是劳动关系，平台对主播的约束就会相应减少。

合同种类繁多，涉及的权利和义务差异很大。如果是劳动类合同，对主播的权益保护较为周全，平台在索要高额违约金时受到限制；而如果不是劳动类合同，平台可依据合同条款对主播实施约束，并可要求支付高额违约金，这对主播来说非常不利。

竞业禁止约定

合同中常有竞业限制的条款，就像2018年粤01民终13951号案件中，江某某与该平台签订的合同里就有这样的排他性规定，明确指出不能在其他平台进行直播，一旦违反，就被视作重大违约。

本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平台的利益，防止主播随意跳槽到其他平台参与竞争。不过，这样的规定对主播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制约。在实际执行过程中，对于禁止竞争的具体范围和持续时间，常常存在分歧，由此引发了众多主播与平台之间的矛盾和争执。

违约金的认定

很多平台对违约金有明确数额的设定，同时还会提供多种计算方式。以陈某的合同为例，违约金要么是按年度合作费用的三倍来计算，要么是1000万元，两者取其高。

法院在判定违约金金额时，会细致考量多个因素。这些因素包括合同条款、主播的名气大小以及违约行为的严重程度。比如，在一审阶段，法院依据这些条件，同意了新娱加公司提出的200万元违约金诉求。违约金是否合理，直接关系到双方权益的平衡。

高额违约金主张

主播一旦离职，多数平台都会要求支付高额的违约金。有些平台甚至要求主播退还所获收益的多倍，例如HY公司规定江某某必须退还其所得收益的五倍。

平台觉得高额的违约金能弥补损失，这涵盖了培养主播的成本以及预想的利润。但主播们普遍认为这笔违约金过高，难以负担。因此，高额违约金成了双方争执的焦点。

格式合同风险

若合同被认定为标准合同，那么其中的“违约赔偿”条款可能无法执行。《民法典》第四百九十七条明确指出，若条款导致对方承担过多责任或剥夺其核心权利，则该条款无效。

主播可以据此对不合理的违约金条款提出异议。不过，平台会尽力使合同不被当作标准文本，避免条款被判定为无效，以此保护自身权益。这种做法也给司法执行带来了一定的难度。

不正当竞争争议

在司法操作过程中，若案件未涉及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中明确的具体违法行为，一般不会仅凭第2条的补充性规定，就将该平台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。

这并不意味着平台的所有行为都符合规定。有时，平台通过合约对主播行为的限制可能会受到怀疑。平台与主播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，如何确保双方权益的平衡，避免不正当竞争，这些问题仍需进一步探讨。

大家对于主播离职违反合同这一事件，都在思考：究竟应该优先保护平台的利益，还是主播的权益？